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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关于SM的研究 身体的在场:网络民族志的性别反身性

发布时间:2019-05-15 06:12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随着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在国内的迅速发展,互联网与身体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身体议题成为互联网研究的新热点。本文将以女性主义科技研究的理论脉络为切入点,结合笔者在硕士及博士阶段的两次网络民族志调查,从选点、准入等民族志方法论中的传统议题,讨论身体在场对网络田野研究的重要影响,藉由身体与性别的议题及方法论,进一步开拓网络民族志的研究方法。

  关于网络空间(cyberspace)的民族志被称为网络民族志。 [1]网络民族志在20世纪90年代刚刚兴起时,被称为赛博人类学(Cyborg Anthropology),其理论脉络来自于科学与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简称STS)。[2]赛博人类学也被称为虚拟人类学(virtualanthropology)[3],一方面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者多将互联网视做虚拟时空,将网络上的行为理解为不真实的虚构的行为;另一方面,虚拟人类学自身的发展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采用计算机辅助技术对大量不断涌现的化石及器物的数字化、可视化及分析研究,例如用3D技术呈现头骨化石等,主要与统计学、医学和体质人类学有着紧密关系。 [4]女科学哲学家哈拉维[5]的《赛博格宣言》[6],则是在网络人类学的萌芽阶段就将女性主义在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上对STS的批评和反思带入这一领域。

  本文将以女性主义科技研究的理论脉络为切入点,结合笔者在硕士及博士阶段的两次网络民族志调查,前者是2005-2007年间中国大陆的网络性爱现象[7],后者是2009-2013年间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互联网研究,从选点、准入等民族志方法论中的传统议题,讨论身体在场对网络田野研究的重要影响,藉由身体与性别的议题及方法论,进一步开拓网络民族志的研究方法。

  网络民族志与女性主义研究的关系密不可分,唐尼[8]等人的研究指出:“离开了女性主义研究,我们无法想象赛博格人类学是什么样子。”哈拉维认为,“在新技术与社会关系的权力网络中,没有女性的位置”,[9]因此她希望通过赛博格(Cyborg)的隐喻,将女性在家庭、市场、工作地点、国家和学校这些方面整合进去。在哈拉维看来,这些场域里充满了新兴的网络技术的权力网络,而女性早就参与其中,但女性却没有获得应有的机会和权利。只有在考察互联网与权力关系的时置入女性的经验和价值,才能借由互联网技术调节和增强对社会关系的影响。将女性经验和价值作为研究目标也成为了网络民族志方法论的重要内容。

  互联网是STS研究的一大主要领域,祖伦认为,在互联网研究的早期阶段,女性主义科技研究对于互联网的论争主要在于三个方面:1.网络为性别平等提供了新的机遇;2.网络复制、强化了线下社会时空中的性别刻板,互联网依然深具男性气质并充满男性霸权;3.网络女权主义(Cyberfeminism)跨越了传统的性别框架,亦与以往的女权主义不同,以跨性别的方式呈现,对传统女性形象的进行反讽,被认为是网络女权主义的主要特征。[10]

  年轻一代的女性主义者在互联网上建立起具有乌托邦性质的网络社区,在网络空间里的打造出属于自己的房间,成为她们联接彼此力量的平台。与80年代的女性主义者不同,这种赛博女性主义(或称网络女性主义)更多的强调女性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并沉浸在数码科技的喜悦之中。虽然她们接受工业性的科技仍然具有父权制特征,但是“由于数码科技的弥散性和开放性,赛博女性主义引领了一种新的女性主义与科技的关系”。[11]虽然网络空间在某种程度上打开女性遭到线上谩骂的窗口,但是由于女性依然能够利用网络来实现自己的能动性,并通过网络空间的性别表演,获得了多重的主体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赛博女性主义的确是互联网对于女性主义的新的契机。[12]

  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学者祖伦指出,在性别理论中,性别被理解为以下三个方面:1.社会建构是如何忽略了女性和男性的处境差异;2.体验上如何成为一个女人或男人;3.社会象征性组织上的二元对立,例如自然/文化,私领域/公领域,休闲/工作,男性/女性等方面。[13]

  祖伦将性别理论的这三大版块内容引入互联网研究,她认为互联网依然属于男性、充满阳刚气质的观点,建立在性别的符号维度上,只是将性别看作是一种社会建构的因素,而不是将性别看作是一种身份。[14]这也导致了一种祖伦发现的在研究传播行业中工作的女性中存在的悖论,即她们的工作参与和积极体验往往只能被解释为对男性身份的消费。同样的,祖伦[15]也将认为互联网具有女性气质的论点,视作是建构在对性别身份有限的认识之上。在互联网上传播、沟通和社区建构方面所说的女性气质,只是女性主义认同的女性身份的一部份,这种观点忽略了男性主宰的行动者网络以及对于文本和再现层面的传统性别的符号性重构。祖伦[16]对网络女性主义也有一定的批评,她认为网络女性主义只是想在再现的层面上暗中削弱性别的传统概念,却并不太关心影响性别问题的社会因素以及个体的身份研究。

  祖伦认为,关于互联网是阳刚的、女性化的,抑或是超越性别的观点,都没有将互联网看作是一种社会建构的科技,认为互联网阳刚的,主要关注的是设计、开发、生产以及再现环节;认为互联网是女性化的则主要关注市场、分销和使用环节。而网络女性主义则将自己摆在性别再现的环节上。[17]

  近年来的互联网与性别的女性主义研究多沿着祖伦[18]提出的性别与科技的双向形塑的理论思路展开。这一学派强调对“性别-科技”的共创(coproduction)进行研究 [19],因为“科技和性别是相互社会建构和社会渗透的,必须将两者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完全理解两者”[20]。除了互联网的性别气质研究,网络上的围绕性别及性行为的民族志研究也异彩纷呈。雪莉•特克的《虚拟化身:网路世代的身份认同》,[21]开拓了互联网身份研究的学术传统,人类学家克丽欧•欧德萨用民族志方法研究泥巴(MUD)社群的网络性爱,[22]博伊德使用民族志方法研究美国社交类交友网站Friendstar, [23]哈普等人研究博客的性别化,[24]博尔斯托夫则为自己打造了一个虚拟角色,投身网络游戏“第二人生”中展开田野调查,[25]也有关于韩国女性移民美国的数字族群离散(digital diaspora)的研究[26]。

  台湾学者陈志萍通过3年共3个阶段的田野工作,别出心裁的通过“潜水”、“主动参与”与“反串角色”等三种不同的网络民族志研究方法,深入研究了Shesay养男人网站。 [27]研究中国本土个案的网络民族志,多以网络行动 [28]及网络事件[29]为主,也有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身份的研究[30]。将网络上的性别及性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网络民族志个案相对较少,刘雅格 [31]讨论了中国女性的性博客,认为女性博客用户通过网络上的性书写,是她们作为中国社会的“性公民”[32]的一种社会实践。刘亚通过网络论坛的参与式观察,以“二奶阿珍”的个案为切入点,探讨虚拟世界的主体建构过程。[33]本文则主要通过田野资料来探讨网络民族志中作为研究议题的身体和作为研究方法的研究者的身体,在田野场域中的交互作用,及其对网络民族志田野工作的关键影响。

  笔者在田野实践中发现,性别化的身体在场,在网络田野中的确存在。正如郭建斌所说,“在场”不仅是个空间概念,也是一个场景概念。[34]我这里所讲的“身体的在场”,同样是一个关于身体的空间和场景概念。借用凡•祖伦[35]和白馥兰[36]的“性别-科技”共创的女性主义网络研究理论,笔者认为,身体既可以成为网络民族志研究的主题,也可以成为网络民族志的方法。身体的在场,对网络田野点的选择、进入田野以及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都有着显著影响。对网络民族志田野中的身体议题进行反身性思考,可以视作一种网络田野中的性别方法论。我将结合我的田野个案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讨论。

  对民族志资料的真实性的质疑和反思不仅仅出现在网络民族志研究当中,在探讨是否存在一种女性主义民族志时,史黛西就指出由男性研究者主持的女性研究很有可能因为研究者缺乏性别意识、对田野中的性别权力关系不够敏锐,而使田野资料并不能准确反映受访女性的经验。[37]克利福德认为“大量的‘文化’上的真实现在看起来反映的只是男性经验领域的事”。[38]“部分真实”(partial truth)[39]不仅是民族志学者用来面对真实性质疑时的方法论理论,同时也令民族志研究者在收集和处理田野资料时,始终保持反身性思考,尤其是在展开网络民族志调查时,从“身体在场”的角度来反思田野资料的“部分真实”显得尤为重要。由于学者们网络研究的早期阶段对于“虚拟社区”的想象 [40],更使得网络民族志的真实性频频受到质疑。网络民族志所搜集的资料,包括被研究者的身份资料都会因为互联网的“虚拟社区”特征被打上问号。特克也说:“她不会选择她在现实中没有遇到的人作为她研究中的在线]正如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如果某个用户,在网络中发言越多,就会带出更多的有关自己的性别的信息,网友则会根据他们对于性别的想象来辨识这些性别符号,并根据这些符号来讲某个网友的言行理解为某一性别。[42]

  网络民族志的真实性,在一定程度上也由线上访谈的深入程度决定。由于网络民族志的田野资料主要是文本形式,而哈曼认为文字是一种窄道的沟通方式,语音、动作、表情的沟通有限,容易出现对文字信息的误读。[43]以我的经验,特别是线上文字访谈的时候,受访人往往出现口语式的文字表达,也会因为访谈双方打字的速度不同,会出现应答上的时间差,如果反应不及时,一些访谈火花很容易就随着对话框的刷屏而被遗漏掉。所以网络民族志要求研究者具有较高的追问技巧,在保持线上对话持续进行的情况下,敏锐的抓住受访人谈话的重点,步步深入的追问。网上卖萌是笔者用过的诸多线上访谈技巧中的一招。例如下面这段笔者 [44](下面简称“研”)和一位SM爱好者,同时也是网络性爱的受访人虎哥[45]的一段访谈实录:

  虎哥:在02年以前是QQ的聊天室,后来是bliao[46],现在是私人圈子,

  这段对话中,虎哥的“呵呵”笑声,其实是跟着他的上一句的,但是因为我的打字速度快过他,所以当他的“呵呵”还没“笑”出来的时候,我的问题已经递上去了。这种“应答的时间差”,导致我需要做出选择,到底是根据他的第一句话还是后面这个“呵呵”继续往下追问,

  我选择了抓住“呵呵”来问:“笑什么?”虎哥说:“因为那些聊天室.都是固定的SM聊天室。”

  虎哥并没有觉得不妥,顺着我的问题继续往下作答,看来我抓“呵呵”是抓对了点。我接着追问:“恩,那怎么呢?”虎哥说:“进去的都是有些倾向的,自然就可以,而且我的女M也会帮我介绍。”虎哥提到了固定的SM聊天室,但是并没有继续说得更多。但是我想知道更多的细节,怎么办?于是笔者使出了网上卖萌——“扮天真”这招杀手锏,以一个新人求教的语气追问虎哥“那

  怎么呢”,这招很管用,虎哥一口气回答了3条,将聊天室的细节说的更加具体。

  “扮天真”是我对“maintain naivit”[47]一词的理解,主要是指民族志研究者进入新的文化时,需要以一种“新手”的身份,不带任何主观判断的去了解和学习当地的文化。但是这种扮天真的“卖萌法”也不是每次都能起作用,例如我的农村互联网的研究中,我经常会问我的小镇房东奶奶和她的小孙子,“这是为什么呢?”,想让他们自己讲出他们的看法。但是问得多了,他们会抛给我一个白眼,然后说:“你还是个博士,这都不知道?”所以,人类学者在田野里光是卖萌是不行的,还得拿捏好卖萌的节奏和火候。

  当然,不仅是读者质疑受访者的性别真实性,受访者也一样会质疑研究者的性别真实性以及研究目的。在笔者的网络性爱研究中,当笔者以女网友身份,在聊天室内发布征集网络性爱研究受访者的消息之后,很多ID都表示不信任,有的还说“你是不是自己想找人,故意打着做研究的幌子啊”。也有网友曾经被骗过,他们对研究者的真实性别较为在意,我就遇到过一个这样的网友,他主动发视频邀请过来,要求我露脸给他看,以确认笔者不是在玩男扮女装的游戏。

  在网络性爱研究中,笔者在进入QQ聊天室寻找受访人时,所使用的ID显示的性别和头像均为女性。当然,研究者亦可以选择男性的性别属性、昵称和头像进入聊天室。但是如果他们想进一步了解,我自然会提到面谈或电话访问,这样他们也能知道研究者的真正性别。所以我选择用真实的性别身份,以避免让受访者产生受骗的感觉。这也说明,当研究者在网络上出现时带出的个人信息越真实,获得的网友的信任也就越多,建立起双方的研究关系也会越容易。

  关于网络民族志的选点问题,陈志萍指出:“根据巴顿 [48]和梅森[49]的理论架构,研究场域的选择必须建构‘和你研究的问题、论点或分析架构有相关的基础之上,或偏重于——它能帮助你发展出一套论点或解释你的疑虑为主’”。[50]也有学者认为网络民族志适合采用多点民族志的方法。[51]笔者认为通过网络进行沟通互动的受访人与研究者,均嵌入于各自的现实生活的时间和空间语境之中,受访人、研究者的身体都对选点起着关键的影响作用,所以,选择单个或多个田野点,不仅需要根据所研究的问题来选择,也需要在田野工作前期踩点阶段根据受访人、研究者的身体在场进行选择田野点。

  谈到受访人的身体所处的时空对采访地点的选择的影响,哈曼发现几乎他所有的访谈对象都不愿意在状线下访谈中讨论自己的网络性爱经历,而在线上访谈时,则会毫不犹豫的说出其网络性爱经历的非常私密的细节。 [52]笔者也有同样的经历。笔者的网络性爱研究曾经找到一个网友愿意在线下接受我的面对面访谈,为了便于碰面,我提议在五道口附近的一家麦当劳餐厅面谈,受访人欣然同意。从我们碰面到在餐厅点好餐坐下来,他和我的交谈都非常轻松、随意。但是当我将访谈提纲拿到他面前,他稍微扫了下那些关于“是否有过‘’行为”之类的问题,就开始变得局促不安,座位旁边的其他顾客的走动或者说话,他都会不经意的看上一眼。看到这个情形,我意识到麦当劳餐厅并不是一个适合进行这类私密话题的场所,我提议先吃饭,访谈的事情等以后再通过网络进行,受访人如释重负般很快接受了这一提议。由于第一次见面建立了彼此的信任,关于网络访谈的真实性的质疑也轻松化解,所以第二天进行的线上访谈非常顺利。虽然访谈是在他的上班时间,他所处的办公室也有其他同事在他身边来来往往,但是虽然之后进行的在线访谈是在他的上班时间,即他利用上班的碎片时间来阶段性的回答我从QQ上发给他的问题,随后的在线访谈也进行的非常顺利。

  这种流动不仅仅是卡斯特 [53]所说的那种“流动空间”,更是“流动空间”中的流动身体,研究者需要根据田野点的改变而改变自己所处的位置及身份。不论是线下的还是线上的“虚拟”时空,只有身体的流动,才能确保研究者在关键的时间能够在具体的田野点上出现。另一方面,网络的跨地域性也会是网络受访人的流动性增大,给线上访谈带来一定的难度。线上访谈一旦拿捏不好气氛,受访网友便可能突然下线或者拉黑研究者,造成研究的中断。前面提到的那位要验证笔者性别的网友,在确认了我是女生之后,觉得我看起来还不错,便说“要不咱俩试着玩一下吧”,笔者强调这是学术研究,学术伦理要求我不能过度卷入与受访人的关系中,所以无法奉陪。笔者的消息刚发过去,这位网友的QQ头像就变灰了,再也没有出现过。就这样,我的受访人“溜”走了。

  这也说明在网络民族志的田野中,不仅多点民族志的研究者的身体具有流动性,受访者的身体也是流动的,研究者需要在网络田野中对这种动态的互动关系具有高度的敏感性。视频、语音访谈还观察对方的表情和身体语言来接收互动信息,纯文字的网上访谈则更需要在访谈实录的上下文语境中去敏锐扑捉受访人即时心思,维护好这种“脆弱”的在线互动关系,保证网上访谈的顺利完成。

  “被观察的观察者”[54]是人类学家进入田野时经常遇到的状况,同样也会发生在网络民族志工作中。郭思嘉[55]在进入虚拟社区时也获得了这种“被观察”的体验,例如她被告知,经过新闻组管理人员对她的情况进行讨论之后,她才被允许加入。

  当这种网络权力对外来者提出性及身体的准入要求,网络田野中的性政治便随之而来。作为一个女性研究者,围绕身体和性别的性政治为田野工作既带来便利也有其阻碍 [56]。正如伯纳德[57]所说,“性别一方面限制了研究者接触到一定的信息,另一方面也影响了研究者观察他人。”在我的网络性爱研究中,在申请加入一些网络性爱QQ群时,笔者也被要求拍摄胸部以上(含面部、胸部,非裸体)的照片发给QQ群主,由群主鉴定真实性别,方可加入。网络赋予了邮件组管理员、QQ群主获得了设置准入门槛的守门人权力,这准入的门槛往往围绕性政治的权力关系展开。

  这种准入门槛这不仅存在于线上田野中,也存在于线下田野中。虽然女性身份给我的线下田野带来不少便利,也带来不少困难。例如在帮老乡修电脑时,因为和老乡聊天的时间过久,遭到女主人的白眼。女主人对外来的陌生女性,有一种家户空间的“守门人”的角色定位,我无意中越过了她的位置,和男主人就电脑和网络话题相谈甚欢,对她来说是一种冒犯。她的不满也打消了我继续深入访谈的想法。如果当时在场的是位男学者,和男主人把酒言欢、称兄道弟,就会是另外一种局面了。这正说明田野中的性政治对田野工作起着节点性的关键作用,能否拿捏好田野中的性政治关系,不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决定着田野工作的成败。

  受访人与研究者的在线互动中,受访者对研究者的身体想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研究的开展。例如笔者在聊天室里发布要研究“”的消息之后,一些男网友对研究本身较为好奇,女性的性别身份在这个研究中帮助我顺利的征集到了男性受访者。在这些男网友的性别想象中,这样一个有关性的研究,是很难由一个年轻的女性研究者来进行的。以冬哥[58]为例,在笔者让他选择以哪种方式接受访谈之后,冬哥主动提出想了解我的个人情况,对我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尤为关注。先是疑惑笔者年龄尚小,是否能够有足够的能力进行此项研究,进而询问笔者的婚姻状况:

  这个邀请明显带有性骚扰的味道。人类学家在田野中遇到性骚扰的情况并不少见,甚至学者在田野中遭遇过强暴[59]。当然,面对这种直接观察的田野邀请,在传统民族志中是非常珍贵的机会,但是因为涉及其他3人,出于研究伦理对“知情同意”的要求,我婉拒了他的邀请。冬哥没有觉得尴尬反倒是对我调侃一番,线上访谈也没有因此而中断。

  正如哈曼所说的,网络访谈让受访人觉得是在“自己的地盘”,所以可以讲更多私密的线]因而冬哥在网络上提出这种性邀请也相对于社会规范压力过大的现实社会,来得更加容易和轻松。作为性邀请的接受方,因为隔着电脑,我并没有觉得受到冒犯,也没有对冬哥的邀请提出斥责。互联网为研究者在网络田野中设立了一道“天然”的保护墙,过滤掉了性邀请中的攻击、冒犯的成分,冬哥传送过来的性邀请信号,对我来说,只是个邀请而已。

  我的答案打破了他对“研究性的女人”的想象,他非常震惊。他的好奇心使我和他的身份立刻发生了调转,他成了研究者对我展开深入的“性学”研究:

  虽然这些提问相对于前面的性邀请更加直接、露骨,但仍然可以看出冬哥的提问的确是出于好奇。冬哥我的两台电脑之间,就好像存在一个“真空实验室”,篦除了现实生活中附加在性邀请信息上的诸如“性骚扰”之类的诸多传播噪音,使我能够对作为性邀请中的“性息”(与性有关的信息)在这种“真空”环境下进行剖析,既减少了受访者面临指责的道德压力,降低了他的性焦虑,保证线上访谈的持续进行,又能提高研究结果的纯度。

  对这个网络田野场景进行反诸己身的观察,也能让我们重新思考性骚扰研究方法,从对“受害人”单方面的主观感受描述中跳脱出来,在社会、时空、文化的建构论视角下,模拟现实一般,动态还原“性息”在表达、传递到接受的整个过程中,研究从性息到被断定为性骚扰的整个全息场景,从性息传播的角度,更加深入的理解性骚扰的文化建构。

  虽然说,“虚拟民族志将社区概念去空间化(despatialize) ,注重的是文化过程(cultural process) 而不是物理空间”[61],然而网络民族志虽然研究的是“虚拟空间”,但研究者本身并不是虚拟的,研究者的身体一定是嵌入在某一个实体的时空环境中,时间和空间对身体的局限依然存在。这种身体的边界往往在网络的前后台转场 [62]中出现。如果说在我的网上田野点——QQ群 [63]里和网友刷屏聊天是网络前台,那么我在网下和幸福镇[64]的妈妈们一起绣十字绣、跳广场舞就是网络后台。当我由QQ群的网络前台回到幸福镇网络后台的时候,身体的边界便立刻显现了出来。

  有一天隔壁的李姐[65]跟我抱怨说:“你每天晚上到底几点钟才睡觉啊,灯都一直亮着,照到我们窗户上。”这是我身处QQ群时察觉不到的,因为所有的线上网友都不在幸福镇住,我在幸福镇的作息时间,不会影响到他们。只有当我在网络后台和李姐聊天时,我才意识到我在夜晚投入进行的线上田野工作影响了她的休息。

  这正说明,网络并不是绝对的去空间性,即便研究者的田野空间是流动的、身体是流动,不同时空的田野工作也会因为时间、空间和身体的双向牵制而受到影响,因此,网络田野中的研究者的身体边界是具体存在的,线上田野和线下田野时空距离通过研究者的身体实现连接,同时,研究者的身体也成为线上、线下田野的交互边界。

  这就要求研究者根据自己所处的当时当地的本土知识[66],找到研究者的身体边界,妥善安排好网络民族志的线上、线下的时空切换、转场,这样才能在线上和线]所说的“不扰民”的要求,这样的网络民族志田野工作才算是合格的。性别反身性:信息社会中的身体方法论本文主要通过笔者的两个互联网与性及性别研究的田野个案,来讨论网络民族志中的身体在场。综上所述,网络民族志的身体在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网络上或网络下的性及性别的议题,都可以通过线上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方法展开网络民族志研究。真实性的问题并非网络民族志独有,透过合适的调查技巧,网络民族志调查可以深入进行。

  第二,网络民族志的田野根据受访者及研究者的身体流动而流动。在信息社会的流动空间中展开田野调查,需要研究者对流动的身体在场给予特别的重视。

  第三,网络民族志田野中的性政治围绕身体与性别展开,不论是否研究身体及性别议题,研究者均需要具有这种身体在场的性别反身,意识到线上及线下的“身体的在场”,对选点、准入及访谈等环节的网络民族志工作的重要影响。

  第四,网络研究场域中的“真空效应”可以减少受访者焦虑、增进研究双方的信任,推进研究深入。但同时,研究者亦需要将网络互动置于更大的国家、社会、经济的文化结构中进行研究,不能让所研究的网络议题与社会现实脱节。

  第五,在移动互联网越来越贴近身体的时候,不论是网民还是网络民族志研究者,都是“性别化的赛博格”(Gendered Cyborg)。身体亦可以作为网络民族志的田野研究工具。同时,身体边界在网络田野中的存在,也会给网络民族志的田野工作带来限制。身体是信息社会中,联通线上与线上生活的交互枢纽,也是对接网络民族志中线上和线下田野的“通天柱”,不论移动互联网、物联网还是智慧城市的技术创新和文化研究,都需要围绕身体展开,这样才能真正的做到“以人为本”。

  网络民族志中的性别反身性,正是基于以上5点对网络民族志田野工作中,身体在场,进行方法论意义上的性别反思。性别反身性是网络民族志方法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互联网研究者意识到在互联网研究中的身体在场,有助于他们更准确的选点、更顺利的进点、更好的处理线上、线下社群互动关系,更有效的使用这枚身体“感应器”,拨开数字世界中的层层迷雾,清晰掌握网络民族志的田野地图。

  网络民族志在中国本土的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关于“身体在场”的讨论,不仅可以使网络民族志将可用于研究的课题扩展到,互联网上的性关系、性别身份,也可以用于数字家庭、公共卫生、移动医疗和智慧城市等网络科技的前沿领域。随着移动互联网及穿戴式设备的迅速发展,信息社会或许会迎来“人机合体”的一天,相关的伦理、身份、科技与社会发展的诸多社会问题将会不断出现。作为探索信息社会的重要工具,网络民族志的性别反身性,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及应用价值,也需要结合更多“身体在场”的本土研究,进一步探讨性别反身性对中国互联网及信息社会研究的作用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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